他把體重耗到了只剩下30.5公斤。

47年前的今天，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。

習近平總書記曾評價他：“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、勤政為民的杰出楷模。”

新近出版的《百年不了情》一書，記述了周爾均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。其中寫道：“在他彌留之際，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(wù)”。

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帶走一肚子話

1975年10月的一天，鄧穎超把周恩來、鄧穎超的生活秘書趙煒等人叫來說：“組織決定讓我告訴你們四位秘書，應(yīng)該知道有關(guān)恩來同志的病情。他得的是不治之癥——癌癥（膀胱癌）。據(jù)醫(yī)生判斷，不會超過明年春節(jié)，你們要有思想準備。”

幾位秘書淚流滿面，但誰也不敢放聲大哭，怕影響鄧穎超的情緒。

1975年12月，周恩來進入了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昏迷狀態(tài)。

在最后的日子里，鄧穎超奔波于西花廳和醫(yī)院之間。有一天，周恩來望著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。”

鄧穎超看看他也深情地說：“我也有很多話沒給你講。”兩人凝視著對方，最后還是鄧穎超說：“只好都帶走嘛！”

“周總理工作上的事絕不跟鄧大姐講，鄧大姐不該知道的，她也不問。特別是‘文革’期間的事，跟她講有什么用？不增加她的負擔嗎？”趙煒告訴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。

1975年1月，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。

好多話不說，好多事也不做。

有一天，一直為周恩來理發(fā)的北京飯店理發(fā)師朱殿華，托人捎信請求給周恩來理發(fā)。周恩來對工作人員說：“朱師傅給我理發(fā)20多年，看我現(xiàn)在病成這個樣子，他會難受的。還是不要讓他來。謝謝他了。”

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，身上插滿了管子。醫(yī)生多次給他做手術(shù)，有時他感到劇痛，但為了不讓大家有心理負擔，他都咬牙挺著，不喊叫。

有一次他在突然被病痛驚醒，忙問護士：“我喊了沒有？”

護士說：“叫叫沒關(guān)系的，如果疼就叫。”可他卻搖搖頭，堅持忍著不喊不叫。

只有一次，他實在忍受不了，找來保健醫(yī)生張佐良。

“總理叫我進去，說實在太痛了，我能不能哼一哼。聽到這里，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。我說：總理，你想怎么樣就怎么樣。說完了，他還是沒哼哼。”張左良回憶道。

“用堅強意志對抗病魔的伯伯，最終把自己的體重耗到了只剩下30.5公斤。”周爾均回憶道。

過了1976年元旦，周恩來病情更重了。趙煒說：“我們每天從醫(yī)院回來都很晚，夜里也常接到電話讓我們過去，有時人剛回來電話就到了，馬上轉(zhuǎn)身又往醫(yī)院跑。”

1月5日凌晨，醫(yī)生為周恩來做了最后一次手術(shù)，即在左下腹部開一個口子，以解決大便不通問題。

之后，他對醫(yī)生說：“我的病就這樣了，已經(jīng)很清楚了。我不想再麻煩專家們了，他們應(yīng)該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去，為更多的人治病。我想回家，回那里再治療……唉，出來兩年多了，真想回去住住啊!”

“家”是指西花廳。趙煒說，這里既是工作的地方，也是生活的地方。

不過，周恩來想到回家會讓醫(yī)務(wù)人員為難，就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1月7日深夜，他從昏迷中蘇醒，微睜雙眼，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，用微弱的聲音留下了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句話：“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。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，那里更需要你們……”

1976年1月8日9時57分，病房里的心臟監(jiān)護儀上劃出了一條直線。

“病房里痛哭聲一片。鄧大姐用顫抖的雙手摸著周總理的面頰，最后親吻了一下總理的額頭。”趙煒回憶道。

 1976年1月11日，周恩來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，人民群眾“十里長街送總理”。

天天讀報

周恩來病危期間，對國事放心不下，躺在病床上仍堅持天天讀報。只不過他讀不了，只能由工作人員讀，他聽。

“1975年12月，周總理已經(jīng)進入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(tài)，他已經(jīng)不能看報了，但每天清醒時卻依然很認真地聽報，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，一點也不要刪掉。”趙煒回憶道。

12月12日，周恩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聽報。趙煒等人合計，也許是他心里一直想著什么事，想從報紙中找到答案，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鄧穎超，鄧穎超就叫來生活秘書、警衛(wèi)員、醫(yī)生等一起分析。

大家覺得，周總理在生命垂危時刻還提出要聽報紙，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對將來的政治形勢不放心，他可能最擔心的是鄧小平同志能不能順利主持工作。

1975年，正是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(wù)院日常工作的一年，他主持開展了全面整頓。但這些措施又遭到污蔑，鄧小平也受到了錯誤的批判。

1975年9月，周恩來在醫(yī)院會見羅馬尼亞外賓，這是他最后一次接見外賓。

鄧穎超聽了大家的分析，沉思了一會兒，做出一個決定：為了不給總理增加負擔，新近的報紙就不要給他讀了。有人提出，萬一周總理要聽呢？“那就念舊的吧。”鄧穎超說。

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從國務(wù)院印刷廠借來同人民日報同樣字號的鉛字，每天改報紙上的日期，這樣一直堅持了20多天。

有一天的報紙是真的。1976年元旦，人民日報刊發(fā)了毛澤東寫于1965年的兩首詞：

《水調(diào)歌頭·重上井岡山》——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岡山。千里來尋故地，舊貌變新顏。到處鶯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過了黃洋界，險處不須看。風雷動，旌旗奮，是人寰。三十八年過去，彈指一揮間?？缮暇盘鞌堅?，可下五洋捉鱉，談笑凱歌還。世上無難事，只要肯登攀。

《念奴嬌·鳥兒問答》——鯤鵬展翅，九萬里，翻動扶搖羊角。背負青天朝下看，都是人間城郭。炮火連天，彈痕遍地，嚇倒蓬間雀。怎么得了，哎呀我要飛躍。借問君去何方，雀兒答道：有仙山瓊閣。不見前年秋月朗，訂了三家條約。還有吃的，土豆燒熟了，再加牛肉。不須放屁！試看天地翻覆。

周恩來十分欣賞這兩首詞，多次讓工作人員念給他聽。當聽到工作人員將詞中的字音念錯時，他馬上給予糾正。聽到有趣之處，他還會輕微地笑笑。他一笑，也給整個病房帶來了難得的歡樂氣氛，也伴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天。

骨灰可以做肥料

周恩來去世后，鄧穎超和趙煒從醫(yī)院回到西花廳，鄧穎超就口述電文，讓趙煒發(fā)電報告訴外地的親屬們，聽到廣播總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許來京。“鄧大姐說：人已經(jīng)死了，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么意義，反而是浪費，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，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。”

她還告訴趙煒：“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。”周、鄧兩家的親戚接到電報后都遵照鄧穎超的意思沒有進京。只有周爾均的妻子鄧在軍因治病需要來到北京。

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開始為周恩來準備衣服，鄧穎超說，不要做新的，選幾件他平時最喜歡又好一點的衣服即可。

工作人員選好后把衣服拿給鄧穎超看，她含著淚點點頭說：“這是恩來的作風，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，他死后咱們還是要尊重他，不要為他浪費人民的錢。新的舊的都一樣，一把火都要燒掉的。”

就這樣，入殮時，周恩來穿的是一件已經(jīng)穿過多年的中山裝和一身舊布衣褲。

1976年1月11日，鄧穎超向周恩來遺體告別。

據(jù)周爾均回憶，1月15日，追悼會結(jié)束后，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會見周爾均等親屬和周恩來的醫(yī)務(wù)人員。

在趙煒印象中，鄧穎超平時說話很有條理，往往出口成章。據(jù)周爾均回憶，這次會見，鄧穎超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，她回憶了黨中央改土葬為火葬的決議。

 周爾均在新書中回憶了周恩來往事。

“在中央作出這個決議后不久，我們兩人共同商量，相互保證，把我們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水土里去……他自己就曾經(jīng)講過：人死后為什么要保留骨灰？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，撒到水里可以喂魚。”鄧穎超說。

“從感情上你們難過，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，伯伯雖然肉體不存在了，他的骨灰在祖國大地河流里作為肥料，為人民服務(wù)，物質(zhì)不滅，生生不已。在他彌留之際，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(wù)。你們要支持伯伯的這個行動。”鄧穎超說。

趙煒曾在一次座談會上講到周恩來的這些遺囑，有人立刻主張這些話不能公開。他們認為，這樣會影響周總理的形象，也對他不夠尊重，怎么能用逝去的偉人骨灰做肥料呢？

“我卻不這樣看。我對這些同志說，這是周總理的原話，也表現(xiàn)出他作為一個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在破除封建思想和移風易俗革命中所做的開拓性貢獻。”趙煒說。

就這樣，鄧穎超親手打開骨灰盒，用雙手一捧一捧地把周恩來的骨灰分裝在4個袋子里。4袋骨灰被分別撒在了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庫、天津海河和山東黃河入口處。

就這樣，他走了，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。（作者：田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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